文章羅列了幾個類似個案。

 

文章羅列了幾個類似個案。

營劉會因為在社會上已獲認識，文章指及一名港人被囚五年後找上營劉會，但還是擔心，不敢說出其寃案細節；另一個港人則被控間牒罪，向美國提供中國的國防機密，在北京被判十五年徒刑。

營劉會在十二月的營救活動頗有氣勢，多份媒體都進行採訪報導。

另，十三個團體聯署營救，它們包括：社區組織者協會，基督教工業委員會，天主教大專聯會，職工青年聯會，正義和平委員會，米蘭會關心社會小組，基督徒學生運動，葵涌基督徒小組，浸會學生會社會事務委員會，新青學社，新婦女協進會，國際公約學生運動，社工總工會。

這已包括了當年的主要社運組織，唯獨欠缺了教協、港大學生會和一些新成型的參政組織，即後來的政客。

我曾是教協會員，記得在大學畢業後只顧搞社運，工作只求糊口，先後教過幾間中學，最後的一間是位於司徒拔道的一所津貼中學，人工好了，那裏的校政混亂，教師們分成兩派。我相熟一位老師，是教協會員，他只敢私下向友好派發教協報。我獲他邀請，參加教協，司徒華接見我的，也應該在金禧事件中知道我的存在，但大家都不提此事。司徒華後來被劉子濂指責見死不救，他被傳媒查詢時承認記得接見過我。」

營劉會不再單打獨鬥，甘神父所推動的十三個宗教團體的支持，尤其是有實力的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的表態，迫使港府重新檢視事件。

媒體報導，我的案件可能有轉機：「由表面跡象看來，中國官方在羅孚出獄之後，似乎對黃賢、劉山青等案已較為溫和，不要撒硬，才傳出減刑之說。問題是，黃、劉兩人似乎均不認罪，而所謂求情，關鍵可能是由誰出面，以及求情內容。不過，以目前的情勢來看，黃劉兩人的案件無疑是極大的不幸。」文匯報也報導十三個團體的請求，有些啟示，可能羅孚事件令他們感到免死狐悲。